蜀汉有四位重要的相国，他们分别是诸葛亮、蒋琬、费祎与董允。东吴也有四相之说，通常被称为“吴书七”所记载。东吴的四位相国分别是张昭、顾雍、诸葛瑾和步骘。值得注意的是，步骘的名字在字面上可以读作“不知”。

严格来说，只有顾雍和步骘曾担任过丞相。然而，张昭则一直是江东孙权的最亲信，虽然孙权登基为帝后刻意不让他担任丞相，而诸葛瑾则一直任职于武官。

提到蜀汉的“四相”，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精确。诸葛亮才是唯一一位正式的丞相，严格意义上，诸葛亮、蒋琬、费祎和董允四人都是曾经管理过尚书政务的官员。需要指出的是，尚书令并非丞相的同一职务。因此，按照这种分类，东吴的四相应该是张昭、顾雍、诸葛瑾和步骘。

关于张昭、顾雍和诸葛瑾之前的讨论已提及，今天的重点是步骘的故事。步骘不同于诸葛瑾出身书香门第，他来自一个贫寒家庭。步家的祖先没有显赫的财富或官职，家里虽有一些藏书，但并无多余的资源。他早年不过是一个种田的农夫，但心中却怀有凌云之志，渴望有所作为。

事实上，步骘与诸葛瑾有着不小的关联。诸葛瑾之所以从文官转为武官，背后也有步骘的影响。这个转变对两人来说，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步骘和诸葛瑾曾一同在江东活动，获取了大量情报，从而为东吴的策略贡献了不小的力量。若非步骘在政治上做出实质性贡献，孙权为何会如此倚重他？特别是在交州的平定过程中，步骘更是表现突出，赢得了孙权的深厚信任，甚至超过了陆逊。

从夷陵之战起，步骘的身份逐渐成为陆逊背后的支持者。孙权称帝后，步骘升任为骠骑将军，位列东吴高级军官之一。步骘的职务在东吴政权中仅次于陆逊与诸葛瑾，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大荆州总管，统辖广大的区域。

步骘的历史角色也在《三国志》里得到了详细描述。孙权决定将太子孙登派驻武昌，而孙登此人性格温文尔雅，几乎没有任何缺点，与孙权的形象有所不同。孙登有一次专门写信给步骘，表达想要了解荆州局势的意愿。步骘回信时，详细列举了包括陆逊、诸葛瑾在内的十一位曾经在东吴任职的荆州官员的功绩。令人惊讶的是，步骘能将这些人物的详细事宜一一列举，显然之前他并不掌握这些信息。

在这封信中，步骘为孙登总结的十一位官员的事迹，无疑让人看到了他出色的情报收集能力。尤其是在孙登身边的陆逊派系逐渐成形的背景下，步骘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他是陆逊的忠实支持者，几乎在所有政治事务中都站在陆逊一方，尽管陆逊本身并不知情。

步骘为人外表宽和儒雅，性情平和，看似理智，但有时他的奏疏却充满了荒唐的战术建议。例如，他曾上奏报告，称魏军可能会用砂石封堵长江河道，要求拨款修建防备设施。这些言辞虽然显得滑稽，但其中的一些部分反映了步骘对东吴安全的关注。尽管他的上书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孙权也曾直言“虽然不能全盘采纳，但偶尔的建议还是有价值的”。

步骘之所以如此做，正如陆逊与孙权之间的微妙关系所表现的那样，步骘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让孙权时常有“我才是最明智的那一个”的感觉。孙权似乎喜欢这种让他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力远超他人的氛围。

与那些因奢华生活而经常遭到举报的东吴官员不同，步骘表面上看起来朴素无华，但家中的生活却相当奢侈。这种低调的外表和内里的奢华恰恰是他能在东吴政治中稳步上升的原因之一。虽说他身为权臣，但并未受到太多的公开指责或打压。

步骘的后代则在东吴政权下得以保全，证明了他个人的政治智慧与自保之道。虽然他最后未能善终，因在即将投降晋朝时不慎泄漏消息，导致全家几乎被满门抄斩，仅有步璿一人逃过一劫。陈寿曾评价步骘在东吴四相中功绩最为微薄，这也是因为步骘的影响力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突出，且他在后代中有过叛徒的出现。

周昭在吴国史书中的评论中提到，古今的士大夫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急功近利、争名夺利、重朋结党、急功近利等原因。而顾雍、诸葛瑾、步骘则恪守君子之道，虽彼此间有联系，却没有形成利益集团。周昭认为，这三人尽管有着各自的不同，却能够彼此友好、互相尊敬，是君子之交。

步骘虽然没有耀眼的历史成就，但他在东吴的政治舞台上，始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人物。至于他在东吴政权的地位，可能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他的角色依然值得我们回顾和思考。